据香港特区立法会公开数据，目前已有近十万香港长者选择在广东居住，且人数仍在持续上升。这一趋势不仅折射出香港本地养老资源紧张的现实，也预示着一个规模可观、跨区域联动的“银发经济”市场正在粤港澳大湾区悄然成型。
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引领、市场运作、社会协作”的治理体系如何推动跨境康养从概念走向落地？医保互通、养老金跨境使用、长期护理险试点等政策创新面临哪些现实难点？《华夏时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养老机构负责人、行业专家、学者及协会代表，实地探查这一新兴赛道的真实图景。
跨境养老何以成为多赢选择？
“这个事情非常好，应该说是多赢的。”深圳市养老服务发展促进会执行会长徐美平在接受《华夏时报》采访时直言，跨境养老不仅解决了香港长者入住养老机构轮候时间长的问题，还缓解了香港特区政府的财政压力，同时又解决了湾区内地养老机构入住率不足的问题。“香港长者在湾区养老，不但能享受更好的居住环境，而且养老的成本较低，有效降低香港特区政府的财政支出，同时湾区内地养老机构的床位也得到了有效利用。”
这一多赢局面在实际运营中是如何落地的？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国际事务学系教授王小虎进一步指出，跨境养老对香港而言绝非简单的“床位外移”，而是应对老龄化挑战的“战略升级”选项。香港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已接近四分之一，十年后预计将达到三分之一，而本地安老院舍轮候时间长达1至2年，社会福利开支占政府经常开支总额的22.2%，财政负担沉重。
“跨境康养的核心是借助大湾区内地城市在土地、人力和居住成本上的优势，直接缓解香港本地的资源瓶颈。”王小虎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在同等服务品质下，大湾区安养机构成本比香港低将近一半，人均居住空间还能扩大2倍以上。
成本与空间优势，吸引了不少港资机构北上实践。深圳罗湖欣荣深尚安养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乐高扬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我们选择在罗湖做安养服务，地缘优势明显。从罗湖口岸到我们这里只需十来分钟，方便香港长者往来。我们在香港有超过50年的院舍服务经验，希望把港式服务模式带入深圳。”
服务的最终评价者是用脚投票的长者。入住该机构的香港长者沈小侠向记者分享道：“这里安排得很好，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对老人真心照顾。我儿子公司在同一栋楼，方便探望。在这里和大家一起住、聊天、活动，很开心。”
医保、养老金、标准融合如何破局？
然而，跨境养老的真正瓶颈不在硬件，而在制度衔接的“软基建”。一位养老行业专家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医疗数据互认和药品器械流通，仍是制约跨境养老规模化的最大障碍。”
也就是说，跨境养老的顺利推进，离不开政策层面的创新与衔接。尽管跨境养老趋势向好，但政策衔接仍是关键挑战。养老行业专家向记者指出，医疗标准差异是当前最大痛点之一。“香港的标准跟深圳的标准可能不一样，必须统一标准才能打通对接。医疗标准的统一相对复杂，需要两地共同努力。”
目前，粤港澳正在推动“湾区标准”试点，例如康养护理员“一试多证”、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覆盖9市19家医疗机构、“港澳药械通”政策允许在指定内地机构使用港澳已上市药械等。
徐美平会长告诉记者，香港特区政府支付给每个养老机构的跨境养老的费用并非固定，而是根据各个养老机构的情况，经综合考虑，由香港劳福局与湾区内地养老机构协商确定。“每个养老机构的价格都不一样，根据养老机构所在城市、地段、硬件设施、服务水平等因素综合确定。”
除了医疗和支付，设施供给模式的创新也至关重要。在用地方面，菁良设计主持建筑师白健良向记者分析称，利用存量商业楼宇改造养老设施已成为大城市养老供给的主流方式之一，其优势在于区位核心、配套成熟、改造成本低，但同时也面临空间受限、运营成本高、合规门槛高等挑战。
“商业楼宇改造养老，结构适配成本高，消防、适老化验收标准严苛。”白健良告诉记者，“这种模式能快速落地，快速回款，适合在城市核心区提供嵌入式养老服务。”
乐高扬向记者坦言，在城市中心做养老确实面临租金压力，但优势也很明显。“老人家很多仍住在城市里，如果迁到偏远山区，家人探望不便，他们也容易与社会脱节。在城市里，医疗资源也更便捷，比如我们罗湖点旁边就是罗湖医院集团。”
政府、市场与社会如何协同？
面对现实挑战，构建一个“政府引领、市场运作、社会协作”的高质量跨境康养生态体系成为必然选择。“跨境养老要持续发展，必须构建‘政府引领、市场运作、社会协作’的治理体系。”王小虎教授强调，这不仅需要政策突破，还需市场化工具与社会化服务支撑。
采访中，他提出构建“跨境康养一站式数智平台”的设想，除了信息聚合外，还可引入第三方评估、用户点评等机制，使其成为驱动服务品质提升的市场化工具。“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很多老人家对政策了解有限，家属也难找到准确答案，平台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市场的力量正在各个相关领域被激活。企业也在积极探索跨境养老中的商业机会。白健良指出，保险、地产、科技公司均有切入空间。“保险可开发跨境康养金融产品，地产可将库存转型为智慧康养社区，科技企业则可提供乐龄科技产品，这些都是银发经济的重要环节。”
市场的积极参与不仅推动了产业创新，更让跨境养老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得到进一步释放。随着规模扩大，跨境养老的意义正从民生解困，迈向区域经济协同与社会融合的新高度。徐美平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内地养老机构在硬件设施和服务空间上具有明显优势。“香港平均一个床位约8平方米，内地一般不低于25平方米，有独立房间和卫生间，隐私和生活品质完全不同。香港老人用比本地低得多的价格，享受好得多的服务。”
这些硬件与服务的优势，为跨境养老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也让其战略意义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认可。采访中，王小虎也向记者总结道：“未来，跨境康养战略若能持续深化，将有望实现从‘解决香港自身养老问题’到‘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湾区康养产业枢纽’的跃升。这不仅能为应对老龄化提供‘香港方案’，更能使香港在国际银发经济版图中占据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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